孙元起托辞离开的理由倒也不全是杜撰，事实上，当天下午确实要在铁狮子胡同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只不过孙元起在参加会议之前，除了要准备教育部的议题，还要与张謇、汤寿潜见面。
时至今日，自2月17日唐绍仪宣布组阁，已经过去十多天。本来建国之始事务繁殷，再加上现在实行的是内阁负责制，早就应该召开国务会议商议国事，但由于同盟会对内阁组成大为不满，两位总长迟迟不愿北上，这才拖延至今。今天上午，宋教仁、王宠惠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抵达北京。内阁总理唐绍仪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下午便召开国务会议，并宣告民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成立。
在召开国务会议之前，三位新中国党的大佬自然应该互相通通声气，以便保持步调一致。
中午时分，孙元起乘车赶到城内的江浙会馆，张謇、汤寿潜闻声迎出门外。刚下车，就听张謇促狭地问道：“百熙，经世大学近在咫尺，怎么你反而来得比宋遁初（宋教仁）、王亮畴（王宠惠）还晚？”
孙元起穿越之后与文人雅士打了不少交道，闲暇也翻阅部分文学典籍，一些基本酬答还是可以应付的。听了张謇的问话，应声答道：“所谓‘洮之汰之，沙砾在后’，按照道理在下也应该来得最迟啊。”
张謇转过头对汤寿潜说道：“蛰先，你看百熙他明显用意不纯，居然暗地里讥讽我们是‘糠秕在前’！”
汤寿潜哈哈大笑：“谁让你不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三人对话虽然简短，却涉及到《世说新语》里的两则故事。
第一则出自《排调篇》，说王文度和范荣期一起去见简文帝，范荣期年纪大而职位低，王文度年纪小却职位高。两人进门时便相互推让，都想让对方先进。推来推去，最终还是按照官场“序爵不序齿”的规矩。让王文度先走。王文度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便说道：“簸之扬之，糠秕在前。（簸米扬米，秕谷和米糠都在前面。）”意思自己是没用的秕糠，所以才走在前面。以此表示自谦。范荣期赶紧答道：“洮之汰之。沙砾在后。（淘米洗米，沙子和石子落在后面。）”意思是说，如果你是秕糠，那我就是一点用处没有的砂石。——这是交际场合常用的手段：比烂。你不是说你差么？我比你更差！
另一则出自《言语篇》。简文帝做抚军将军时，有次和桓温一道入朝，进门的时候也是相互推让，都想请对方走在前面。一个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桓温），一个是朝廷里虚有权势的逍遥王爷（简文帝时为会稽王）。最终实力决定一切，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桓宣武走在前头。桓温也说了句谦让的话：“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这句话出自《诗经.卫风.伯兮》，意思说，我之所以走在前头，是为王爷鸣锣开道、铺土净街。
简文帝听后十分谦逊地答道：“这应该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这句诗则是出自《诗经.鲁颂.泮水》，意为无论职位大小。我们都是跟着你混。——这是交际场合另一种常用的手段：拍马。我厉害？你比我厉害十倍！
无论比烂还是拍马，关键要让人高兴又不显得粗俗，高帽送到还让人回味无穷。这两则故事或设喻取譬、或引经据典，文辞典雅，不露痕迹。简直风雅得不像话，故而一直被后人夸赞引用。
如果旁人没有读过《世说新语》，听见三人这番应对或许一头雾水：他们在打什么哑谜呢？相反，如果旁人知道这两则典故。便会为这番巧妙问答而会心一笑。
孙元起引用“沙砾在后”，表示自己之所以来得晚。是因为自己不重要。而张謇马上有些不乐意，说出了“糠秕在前”，意思你是我们新中国党的党魁，如果你不重要，那我们岂不是分文不值的秕糠？汤寿潜则用“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的诗句，表明我们两个虽然年龄大些，那也只是给你这位大佬打前站的随从。
三人寒暄过后，汤寿潜提议道：“时已近午，等会儿还要去参加国务会议，不如我们就近吃点便饭，边吃边聊吧？”
张謇也点头赞成：“也好！老夫知道这江浙会馆附近有家江南春饭庄，淮扬菜做得极为道地，地方也雅致僻静，正好说些闲话。不知百熙意下如何？”
孙元起急忙答道：“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只不过这顿饭必须由在下做东。一来两位年长，是翰林院前辈；二来这里是北京，在下理应略尽地主之谊；三是在下刚才让二位前辈久等，实在过意不去，想借薄酒向二位请罪。还望啬翁、蛰翁成全！”
张謇与汤寿潜对望一眼，然后笑道：“那好，我们今天就占占百熙的便宜！”
三人来到江南春，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謇放下筷子问道：“百熙，昨天孙逸仙在同盟会员饯别会的讲话内容，想来你已经看到了吧？这位前大总统雄心不小啊，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还想再来一场社会革命，既要平均地权、修建铁路，还想启蒙思想、大兴实业，端的是上马平天下、下马安黎民。对于他所说的社会革命，百熙你怎么看？”
看来觉得孙中山演讲刺眼的可不止孙元起一人，至少张謇也暗暗不爽。
道理很简单。孙中山在讲话中提到要平均地权，偏偏张謇前些年在南通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拥有十多万亩耕地，是江苏有数的大地主。孙中山要求同盟会员要以身作则大力兴办实业，而张謇是东南最有名的的实业家，拥有大生纱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一系列企业。孙中山所谓的“社会革命”，分明就是要断张謇的财路、分张謇的家产，搁谁身上谁也不乐意啊！
孙元起谨慎地答道：“在下对平均地权、修建铁路的事情了解不多，不敢妄言。不过在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兴实业、办教育略知一二，知道要想在这两方面真正做出成绩，可不是动动嘴皮那么简单！前期要投入大量资金，将来还未必有所回报。当然，如果同盟会上下真能如中山先生所言，平均地权、修建铁路、启蒙思想、大兴实业，对国家还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修筑十万英里的铁路，简直是功德无量！”
汤寿潜曾担任过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并主持修筑过苏杭甬铁路，对于铁路自然不陌生，闻言嗤笑道：“十到二十年时间修建十万英里铁路？便是全国上下啥都别干，专门修铁路，二十年时间也别想完成。就凭他一人，没人、没钱、没物，怎么可能造出十万英里铁路？亏他想得出来、说得出口！”
孙元起点点头：“中山先生确实有些言胜于行！对于同盟会的这番举动，我们新中国党也不用刻意做什么，基本态度就是静观其变、乐观其成。如果他们真有什么过火行为，我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到时候再商量对策也为时未晚。”
张謇摸着胡子：“不错，瞧着孙大炮眼高手低的作态，加上袁项城的掣肘，想他也翻不起什么大的波澜！而且国务院成立在即，各种事物纷至沓来，只怕从此党派纷争再无宁日，估计同盟会也没多少心思去搞什么社会革命了。”
“哦？啬翁这话怎么讲？”孙元起急忙追问道。
从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到现在不足一年时间，已经换了四任内阁。内阁总理如走马灯似的换人，孙元起却一直屹立不倒，是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尽管他是四朝元老，但真正参与内阁事务的时间却寥寥无几。论及官场斗争经验，孙元起远不及张謇、汤寿潜这两只老狐狸。
张謇咋了一口状元红，才缓缓说道：“在南北和议达成在即、孙逸仙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京参议院抢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内阁总理代总统向参议院负责；大总统公布命令，必须经过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如此一来，总统虽然名为国家最高元首，手中权力却远不及内阁总理。很明显，这是同盟会在知道袁项城就任大总统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因人立法，目的就是防范袁项城担任大总统之后把持国政。
“袁项城浸淫官场多年，早已百炼成精，哪里会看不出同盟会的把戏？但他知道如果直接反对，必然会给同盟会留下攻讦的口实，所以他对《临时约法》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准备以控制内阁来确保自己的权力。而孙逸仙在迁都南京以制约袁项城的计划失败后，也想运用内阁权力对袁项城加以限制。如此一来，内阁便成为政争的焦点，以后必然刀光剑影争斗不休。我们新中国党在内阁中占据三席，地位举足轻重，必定是袁项城和同盟会争相拉拢的对象。以后内阁如果出现纠葛，我们新中国党该持什么样态度，百熙你也该拿个章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