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党校的日子（二）
王存亮声色俱厉地道：“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职务，有过什么政绩，你在党校要是表现不好，只有一个结果：退回。”
谁要是被中央党校退回去，后果当然很严重，不光是丢人现眼，其政治前途也会黯淡了。
王存亮道：“你们这个班是一支部，以前就有一支部的人，被党校退回去过，是开了先例的。”
王存亮这番话，明显起了作用，大家不知不觉间，神情都严肃多了。
接下来，王存亮强调了“政治安全”问题，胡晨阳记得，以前，他在赣源省委党校时，也有人反复强调“政治安全”，也就是说，学员不能出问题，包括跑官、嫖娼、包养情妇等，这些都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后来，同学们私下探讨，王存亮的话，恐怕也有“杀威棒”的意思，在党校不同其它地方，还是小心些、规矩些好啊。
中组部派来的联络员也跟大家见了面，姓龚，是位处长，也就三十出头，说一口流利的京城话，此人看似很客气，骨子里却是有一种傲气，或许，这是长期在中央机关里养成的傲气，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龚处长介绍说：“你们这期学员共分成9个班级，总共二百九十八名新生，平均年龄四十五点二岁，比上一期低了二点一岁，这是国为，本期录取的新生，破格录取了一批三十五岁左右的副地级干部。”
胡晨阳便是这批所谓“三十五岁左右”的干部，据说，二支部有位副厅级学员三十岁都不到呢。
不过，胡晨阳也不错，尤其是他有着乡长、乡党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完整的任职履历，他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让他走得很扎实，每到一个新的岗位便能很快适应。
教务处主任姓贾，他介绍说：“党校为同学们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几乎都是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你们将要学习的课程，也就是‘三基本’、‘七当代’，都是按照省部级领导需要来为你们安排课程体系，所以，你们这一年的学习，不是轮训，而是任职培训！”
听了贾主任的话，那些正厅级学员，个个眼里发光，他们能够来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进副部级了，
一年啊，一年之后，这二百九十八名学员，都将走上什么样的岗位啊？
后来听说，本来应该是三百位学员的，一人因为援藏，提前提拔了，现任区政府副主席；另一人则是个倒霉蛋，还没来党校报到就出了问题，被“拿下”了。
……
开学典礼第二天就正式开课了，党校上课，基本上都是专题讲座形式，学术味道颇浓，通常一堂课下来，半天也就过去了，授课老师确如贾主任所说，大多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级别，理论功底十分扎实，稍年轻一些的老师都喜欢运用多媒体方式教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也有老师上课时什么也不带，提纲都没有，全装在脑子里了，说出来的东西，脉络清晰，概念明确，让人不得不服。
这种级别的专题讲座，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追本溯源，引经据典，推陈出新，内容翔实，数据扎实，理论联系实际，也不乏深刻的反思，确实让大家开阔了视野。
说党校的老师站在了理论前沿，思想前沿，此话不假。
第一课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所谓“三基本”之一。
主讲老师叫王震江，中央党校著名的“三王”之一，据说，他以辩论见长，曾经跟同学玩“游戏”：他一人作为“正方”，让全班同学作为“反方”，全班同学都辨他不过；紧接着，他又反过来作“反方”，让全班同学作“正方”，全班同学就拿他刚才的观点反驳他，居然还是没辨过他，同学们“很受伤”，王震江则名声大振。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拿一班的同学“消遣”？
他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到底是我们**人的“老祖宗”，丢不得，要继承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二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于剩余价值，以前只强调工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我们承认：资本家的管理其实也是一种劳动，也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所谓的“剥削剩余价值”，至少有一部分应该算是合理的劳动所得，换句话说，这部分不能称之为剥削？
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途径时，杨教授指出：其实，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现在有人认为，当今的华夏，其实搞的就是**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们**人自己的解释，是叫做“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
特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啊。
课后，有同学开玩笑说：如果当初**将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换成杨老师的“参与创造剩余价值”，或许，更能得到党内的接受。
所以说，理论需要创新。
或者说，只要政治需要，总会“创新”出“理论”。
也有人说：没用，只要“老毛”不接受，什么理论都是反动的，整不死你。
……
在党校学习，学习氛围真的是很好，不但有必修课，还有大量的选择修课供同学们选择，胡晨阳就尽可能多地报了一些选修课，只要有时间，一些没报的选修课程他也会去“蹭”听，他觉得，有这么好的条件，多听听课，多汲取些理论知识，多增加一些知识点，多激发一些思考点，都是好的。
选修课一般都是在晚上，第一堂选修课就是胡晨阳十分感兴趣的，叫做《低代价发展模式与当代华夏的发展》，主讲人是哲学部的邱教授，课讲得很好，远远超出了胡晨阳的心理预期。
“发展”与“代价”这一提法本身就蕴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发展总是要付出或者说是伴随着“代价”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考这个问题，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是有一个认识和深化过程的，一些大哲学家、思想家如霍布斯、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有论述。
邱教授还特别介绍了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其成员大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世界各国的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等，其领导机构是一个七人执行委员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个俱乐部就深入研究过“发展与代价”问题，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报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发展战略”， 对发达国家单纯地赶超和模仿，只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更是造成了诸多严重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贫乏、人口爆炸、社会邪恶上升和核威胁等。
罗马俱乐部也是人类环保组织的先驱，它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人类科技根本无法抑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气候变化并非问题本身，它只是一个外部现象。现象的本质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人类始终追求着无限的发展———这带来地球人口的增加、资源的耗费以及能源的消费。
邱教授也介绍了：国际上也有一些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声音，主要的批评声音都来自美国，指责这个俱乐部是个左倾组织。
“左倾组织”，这说明，即使在国际**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今，左倾组织仍然是有广泛影响力的，也是有一定力量的。
邱教授指出：“西方人对发展及其代价的反思批判，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它既有助于我们自觉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其灾难，也要求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把代价减到最低限度。
关于“代价”，有二种，一种是“必然性代价”，是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的；还有一种是人为造成的代价，比如“大跃进”年代砍树大炼钢铁，这种代价惨痛之极，愚蠢之极。
“必然性代价”与发展密不可分，其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就代价与发展目标而言，发展目标定得适中合理，代价就小；如付出过于沉重代价，则很可能因为发展目标定得太高、发展速度要求太快。
二、就代价与发展动力而言，代价与新生因素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固有矛盾的体现，因而，双方相互排斥、相互联结，推动了社会发展。
三、就代价与发展方式而言，发展并不是事物全面或全部的进化，而总是以某些方面的率先或优先发展，另一些方面的暂时牺牲或滞后的形式来进行的。而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将直接决定发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手段和途径不同，代价就会不同。
四、就代价与发展的程度而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的自觉性程度越高，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社会主体的各种发展目标就越容易协调一致，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反之，社会越不发展、越不文明，人的素质越低，代价的付出就越大，发展对代价的依赖性也就越大。
五、就代价与发展风险而言，代价在没有出现之前，往往是作为某种风险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的，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既可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意味着可能遭遇危险，付出代价。因而风险总是包含着潜在的代价。
结合华夏国情，客观地评价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高速度的发展模式，也引发了七大问题：生态、贫富、城乡、社保就业、“三农”、信仰道德、公共卫生。必须承认，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成功的。
结论：华夏惟有走低代价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邱教训还特别指出：国际上有些“华夏威胁论”，除了偏见与别有用心，也有一种现实的担心，近些年我们的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威胁到环境，也威胁到资源，给西方某些“华夏威胁论”者提供了口实。
这堂课，很对胡晨阳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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