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变法颁布《免役法》之前，政府一直沿用的都是前朝的《差役法》。
《差役法》中所规定的百姓义务让人们叫苦不迭，只例举一个例子，一个家庭中父子二人或者n人有可能会同时服役，是必须地。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家庭里只剩下了妇女和儿童，以前妇女每天都会撅着屁股，一半时间在地里，一半时间在炕上，自从家里没有了男人之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在自家的土地里了，减少了劳动力，增加了劳动。
而政府还规定，一个家庭中父子或者兄弟在服役中有一个人如果死去，可免除另一个人的服役，于是，最让人动情和悲催的事情就发生了，父亲对儿子，我死了，你就可以回到家里，可以肩负起抚养一家人的重任了，然后，自缢。或者，哥哥对弟弟，我死了，你就可以回到家里，既能孝敬父母又能种地，然后，自缢。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为了这个让人深恶痛绝的服役。现在好了，不是事了，社会进步了，可以上缴募役款代蘀服役了，不是，只要能用钱摆平的事就不算是事了么？
《免役法》的颁布苏轼是赞同的，苏轼不是保守派，也不是王安石的死对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从劳苦大众的立足点出发，对事不对人。一个社会的改革需要辩证的去看待，不像某些人，对王安石的改革不管进步与否，只是实行全面的否定。
这里的某些人是代表了一些地主官僚阶级大集团的利益，其中最激进的人物就是司马光。
没错，是司马光，就是一生只做了三件事情的那个司马光。
想必大家都知道，司马光一生只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写了《资治通鉴》，第二件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第三件就是一直引以为豪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很光辉的，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男，公元1019年11月出生，比王安石大了两岁，字君实，陕西夏县人。宝元年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竭力反对新政，并且和王安石数次在赵顼的面前激辩，司马光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但是，此时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不是某一个人骂人就能解决问题地。于是，司马光辞去了赵顼给他安排的副宰相的职务，回到洛阳，开始一心一意的著书，编撰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
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并不顺利，虽然有皇上赵顼的全力支持，但是，那些改革的措施刺痛了某些人极其脆弱的中国心，让他们联合起来，开始反扑，他们就是代表了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大财团的利益。
于是，赵顼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向他汇报王安石改革的弊端，比如，江淮地区又大旱了，川蜀地区又发生强烈的地震了，黄河流域发生了百年难遇的一次水灾了，都把这些自然灾害的原因归结到王安石变法惹到上天的愤怒上去了，以至于遭受到了上天的严重的的惩罚。
甚至于后宫某个妃子因为难产死去，某个侍女无缘无故的失足落水淹死，也归罪到王安石变法的身上。
那么，王安石对这些人的欲加之罪的言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王安石出了他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必胜决心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自然界的灾害不必畏惧，先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能盲目的继承效法，对于人们的流言蜚语不必顾虑。
虽然王安石对自己的改革措施很有自信，但是现在我们来观地分析一下，其实，王安石的新法严重的脱离了现实，缺乏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另外，人才缺乏，王安石用人不当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变法内部的分裂更是导致了变法的迅速溃败。
变法之初，赵顼是全力支持和信任王安石地，可是在变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赵顼也对变法的某些措施产生了怀疑，变法的决心动摇了，竟然责令中书省改定新法。
王安石在反对派的群殴之中势单力薄，在板砖、菜刀群起围攻下，头破血流，无法再继续变革。其实，王安石真正无法忍受的并不是外伤，而是自己的心灵遭到了无情的摧残，无奈之下，王安石向赵顼请求辞去宰相的职务，赵顼居然同意了王安石的请辞，这就明这个时候王安石在赵顼的心中已经没有变法之初时那般的信任有加了。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2月，当王安石再一次站到改革的前沿时，发现赵顼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赵顼了，同年十月，保守派再次以天现彗星作为借口，攻击新法。王安石，天变不足畏，赵顼下诏，天变不敢不惧。至此，王安石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变法改革停滞不前，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再一次选择了隐退，同年10月，回到了江宁，变法日渐衰败。
就在全国上下都融入到王安石改革变法的荣辱兴衰之中的时候，有人欢笑，有人哭泣，有人反对，有人同意，有人喊爹骂娘，有人缄默呆立，因为人们都觉得，这样的一次历史性的改革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其实不然，不是这样，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他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那里是一个纯净的天空，一片纯粹的鸀地。
这样一个既不拥护维新又不反对守旧的“没心（新）没肺（废）”的人又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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