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杨广没想到，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方伟晨竟然还如此乐观。
“是啊，不。我不但不唱衰中国经济，反而还唱多中国经济。现在的衰落只不过是另一次繁荣的洗牌而已。”方伟晨一边拿起酒杯，一边笑道。
“为什么这么说？”杨广不解地问道。
“说到原因，我先给你讲一下中国开放之后两次被各种专家唱衰的历史吧。”方伟晨抿了一口酒，说道：“第一次是开放10年以后的1988年，那一年中国的经济突遇寒流，物价总指数在三年累计上涨百分之二十多的基础上又上涨了百分之十八。此次事件是由于民间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紧张所引起的，而价格双轨制的负面效应又导致非法倒卖物资的活动相当猖獗，各个企业经营困难，然而官倒们却在其中大发横财。中央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增发货币，进而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不得不决定冒险让物价快速进入市场调节的轨道上，也就是物价闯关。物价闯关最初的决定是五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五年内物价总计上涨70到90，工资上涨90到100。然而，这次闯关政策并没有决策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由于民众的非理性心里造成了物价闯关的失败。当时，物价闯关政策一出，群众恐慌心理相当严重，谁都知道钱不值钱了，所以，全国的民众都开始抢购商品，什么电视、电风扇、冰箱，只要是用品就会被抢购。此次闯关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到了1989年，由于上一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各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首先，是对私营企业的偷税漏税开始打击，其次，又开始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他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而造成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另外，上一年的疯狂抢购潮让很多企业误以为是发现了商机，包括众多国企在内的许多企业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彩电、冰箱等生活用品。你是做销售的应该懂的，市场的总需求是有限的，更何况上一年的抢购已属于非理性的盲目抢购。所以商品一下从过热变成了滞销，至此，大量企业倒闭，人口大面积失业。影响中国企业几年之久的三角债也正是由于库存的积压而导致企业之间原本正常的货物和资金往来出现了混乱。而更严重的是，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这个时期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并且在1991年正式解体。从这段历史中，你会发现，在1988以后的这几年，中国面临着物价上涨，消费降温，企业大面积倒闭，大量人口失业等诸多困境，而国际上最大的红色政权也最终解体，所以，在这几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会从此会一蹶不振。”
方伟晨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酒接着说道：“不过，中国却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所预期的那样走向衰落，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听见方伟晨的提问，杨广摇了摇头，表示不了解。
方伟晨伸出三根手指，说道：“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1990年沪深两市的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开放了资本市场，老百姓的闲钱不用死死地存在银行了，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股市可以进行投资了。两市的开放无疑是标志性的，曾经意识形态中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悄然发生着改变。第二个就是1992年同志的南巡讲话，此次南巡可谓是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很多耳熟能详的小平同志的讲话都是这次提出来的，比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次南巡让很多人看见了的机会，所以在这一年，有无数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开始辞职下海经商，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分子第一次集体加入到创业的一年，这也是中国重新推动商品经济改革的一年，被人们称为全民的第二次经商热，当然，这一年下海经商的人也有着特殊的名字，叫做“92派”，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1992年看见了春天吧。第三个原因就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让市场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力量。这句话听着很熟，它被新闻无数次的提起过，这标着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从此再没有中国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了。这三个重要原因让中国摆脱了198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国从此走进了新的发展时代。”
听着方伟晨讲的出彩，杨广连连点头，这是他喜欢向方伟晨讨教的原因，因为方伟晨在创业之初便一直研读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发展史，同时也对很多时间节点有着深度的研究，他知道，不同节点上发生的大事会对整个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同时也知道这样的改变可能会对自己的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利用这样的大事件。杨广回味了片刻说道：“那第二次衰落呢？”
方伟晨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说道：“这第二次衰退又是发生在1988年10年后的1998年。当然不是因为那场大洪水。从1997年夏天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开始阻击亚洲各国货币，第一个便是泰国的泰铢，之后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家的经济纷纷被阻击，各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就此开始。当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外部因素，中国的股市陷入低迷，沪深两市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波动，中国消费市场一片萧条，实体经济开始走向低潮，民营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1000多万人。此外工业库存产品过多造成了结构性过剩，中国遭遇了又一次的挑战。更有甚者说，中国很有可能熬不过1998年的夏天。这次的衰退无疑是恐怖的，如果中国解决不好相关的问题，很有可能导致整个20年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方伟晨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中国却闯过来了，国家的三大改革策略帮助中国不但没有在危机中倒下，反而形成了新的增长点，让中国跑步迈入了二十一世纪。这第一个政策就是利用房地产市场刺激中国庞大的内需。在1998年夏，作出决定，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停止了实行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政策，开始实行商品房政策。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两大政策刺激了房地产的复苏。中国的房地产热就此开始，直到现在，房地产仍然是中国人最喜欢投资的产品之一，也是中国老百姓一生中最贵的消费品之一。第二个就是启动城市化建设，从1998年开始，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000多亿元，其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又在农民手中购买了
了大量的土地，搞城市化经营，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已经越建越大，其正是由于那时候的政策所开始的。第三个政策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结构性过剩问题而制定的，方法就是取消外贸限制权，允许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从那年起a开始走向全球。当然，这也要归功于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它让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各个国家经济陷入萧条，曾经生产于这些国家的制造产品由于金融危机已再无市场竞争力。中国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开始发展对外贸易，中国当时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制造物美价廉，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找到了合适的加工厂，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