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虽然是中原地区的一种制度，但辽国是一个开放、创新的国家，当他们普遍实施科举之后，科举逐渐展，辽统治者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关于实施科举的时间。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六年，“是岁，诏开贡举”。意思是辽代在988年才行贡举。但是参看其他资料时，指出辽代开始有科举时并不是统和六年，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燕云十六州实行科举。由于辽国奉行的是“以国治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治国政策，而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地区主要以汉人为主，所以辽国为笼络汉人，在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设科举。据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记载：“契丹有幽、蓟、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辽史室昉传中也提到：“室昉于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所以，这些史料都证明辽在会同年间便在燕云十六州地区开始实行贡举。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是这一制度在辽代实行的开端。统和六年应该是辽代各地区开始普遍实行科举。因此，辽代开始实行科举的时间是在会同年间。
关于考试程序及考试科目。辽史王棠传记载：辽科举设乡、府、省三试，有时还有廷试或殿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殿试临期取旨。”辽史兴宗纪二载：“重熙五年1o36年，辽兴宗亲临礼部贡院试进士，御试进士自此始。”给科举进士以很高的政治地位。“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说明两科分立，有各自的魁，即状元，这是辽代对科举考试的创新。契丹国志云：“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十二年，“诏郡邑明经、茂才异等，”正式设置制科。辽代逐渐完善科举制度。
关于考试的对象。在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科举制度之时，即统和六年以前，主要是面向燕云十六州的汉人。统和六年之后，辽朝的科举制度广泛扩展到全国各地，包括“一依汉法”治理的渤海人。如契丹国志卷十，天庆八年条载：“有杨朴者，辽东铁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进士第，累官校书郎。”这说明，渤海人与汉人同样可以参加科举。
起初，辽代为了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习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准契丹人应试贡举，辽史耶律蒲鲁传载，横帐季父房的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七岁，能诵契丹大字，并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但是，在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之后，“但契丹无试进士之例，其父庶箴责鞭二百。”但是后来由于封建化的深入，社会展的需要，对参加科举的限制已放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在各个阶层广泛扩展。我们所熟悉的耶律大石即是进士出身。后来由于参加考试人数的过度增加，辽兴宗于重熙十九年1o5o年下诏限制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这也表明对儒学士人科举专利的一种保护性措施。
关于举贡年限及录取人数。会同至统和初年，似无定期。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以后，至太平年末，大抵每年一次，重熙之后，直至辽亡，大抵三年一次。其间出现差异，相隔年数较多，原因可能是当时因故停开科举，或是史料不足。在录取人数上，最初放进士，每次仅几人，直至统和末，不过二十余人其后逐渐增多，兴宗时达五六十人，至道宗时增至一百数十人。增多的原因在于辽宋停战，缔结澶渊之盟以后，南北友好相处，政治较安定，社会经济有所展，文化教育也相应提高，本国封建化进一步加深，重视科举，应举者也想参加科举走进仕途，所以人数及录取数都随之增多。辽代社会晚期，由于统治者昏庸，政治黑暗腐朽，买卖官爵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录取人数。
辽以武立国，崇尚尚武精神，不看重“礼文之事”。辽前期，仅在燕云十六州地区实行科举制，此时的科举制度并不被统治阶级所看重，所以其对当时的辽国社会没有起到什么重要影响。辽后期，随着崇尚中原文明的风气日盛，科举对辽国社会，包括契丹族人在内，起到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契丹统治阶级也愈来愈重视这一制度，并积极利用这一制度作为加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而这一制度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亦有体现。
它使辽朝的统治构架生了改变，辽廷通过任命新取进士为地方官，逐渐将藩镇的用人权收归中央。实现了辽前期对汉地及辽后期对全国的深入统治。
其次，它使更多人学习儒学，走上仕途，提高了契丹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也是契丹社会文明的开放进步，既满足了辽廷对培养后备官吏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的要求。辽亡以后，通过科举选拔的大量人才转而为嗣后的金代所用，其影响甚至还可以延续到元代。
另外，它大大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展和各民族的融合，缩小了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辽代实行科举后所产生的辽代文明，硕果累累，至今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古文明的一部分。辽代产生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建筑特点，在艺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都是我们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使得大家崇尚儒学，而儒学所倡导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为辽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等级制度得到加强，社会得到了安定，皇权较前也大为稳固。
虽然辽朝实施科举制度积极意义有很多，但是也有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