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刚安排完移民虾夷岛与库页岛事项的李啸，收到台湾传来的飞鸽送信。
信是台湾拓殖团长丁佑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李啸，现在靠近台中山脉之处，也就是当地土人称为奇美和斑岩这两个地方，发现了两个大的露天铜矿，预估产量十分巨大。
在台湾这样多火山地震的地区，发现铜矿，本不算什么大事，但李啸却立刻敏锐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现有金融秩序的大好机会。
在李啸看来，如果能顺利开发这两个铜矿，那么，一项在这个明末年代，堪称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可以正式诞生了。
这个新生事物，便是银行。
李啸确信，现在拥有数千万金银资产的他，在又得到了足够的铜矿之后，应该完全可以如同后世一般，开设银行了。
这家银行，被信心满满的李啸，命名为中华银行。
在现代社会中，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banca，其原意是长凳、椅子，是最早的市场上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随后，这个词传入英国，在英语中转化为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
而在中国，从明清时代开始，白银开始取代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材料。“银”往往代表的就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而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改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
李啸要成立的这家银行，除了传统钱庄所有的，联号经营存储放贷、兑汇，发行银票等赚钱业务外，还有一项他特别看重，准备要开始大力经营的，便是利用银行，开始自行铸币。
因为在这个明末时代，由官府铸造的银子，是大明帝国的法定货币，在全国各地大量使用，便明朝成立数百年来，尽管也一直与海外进行贸易，但一直以来，从未铸造过国家标准的金银铜等钱币。
这就导致，官府的银子，在平时使用时，不但有各种不同的成色，每次使用时，还必须要经过称量、切割等等后续手段，才能用于日常生活交易。
这种方式，给使用者带来相当多的麻烦，尤其是在鉴定银子真伪上，更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于是，现在的李啸，打算在开办的中华银行里，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类货币，其中主要以银元作为核心货币。
具体设计标准为，金元，银元，铜元，000铜元，这些钱币都是标准的正圆形无孔钱币。
在这种新币设计中，李啸定义，1银元就相当于原本的1钱银子，1金元就相当于一两银子。如果从其贵金属含量来看，可以发现，这套货币代表价值略高于其金属价值。例如一钱白银3.75克，然而一个银元中，所含白银仅3.6克，而金币与铜币亦同样如此，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啸可以花更少的金银，换取了同样购买力的钱币。
而在李啸的这套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元。
如果按照此时明朝官府所定义的，1:10的金银比价，一个金元既然兑换10个银元，那么含金量应该同样是72％。然而李啸在中华银行所铸造成的成品金元，其含金量，却只有48％，约2.25克。如果论贵金属价格，一个金元仅能换取6.25个银元。但是按照汇率规定，一个金元却可以兑换10个银元。
因此，金元兑换银元的比率，被人为地提高了，黄金价格被从1:10的官方比率，被李啸人为提高到1:16，也就是说，黄金的真实市值，被李啸人为拉高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根本原因是，前世在大学中，选修过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啸，根据自身贸易特点以及国情现状，作出的必要改变。
自过去两百年以来，明朝一直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由于中国巨大的结构性产业优势，在频繁的东西方贸易下，大量美洲和日本等地的白银，单方面流入明朝，使银价不断贬值，中国地区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年间的1:4，升值到万历年间的1:6，再到天启年间的1:8，而到崇祯年间，到现在已经超过1:10了。
并且，随着贸易份额的增长，从美州日本等地来的白银，还在持续流入之中，一点减缓的迹象都没有。
在真实历史上，随着白银的持续流入，终于在清朝中期结出恶果。导致白银大幅贬值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让清朝各地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也导致了嘉庆皇帝一登帝位，在西北地区，便爆发了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所谓的天朝气象，终于一去不返，清朝从此走向中落，不断衰亡。
而现在，李啸治下的各类产业，诸如制盐，丝绸，生丝，铁器，呢绒，香烟等产品，随着海外以及国内贸易，蓬勃发展日渐兴旺，结构性产业优势在整个明朝之中堪为翘楚，特别是自台湾大开发起来，黄金白银在他的这些沿海各城池州县中，迅速流动集中，以至在这小小的区域中，白银的市价大幅贬值。
要不是海贸的大头与商税控制始终由李啸任命的官员把持，他又大力从内陆移民，以扩大台湾以及沿海诸地的内需市场，尤其是采取了大量屯积粮食，大量兴建粮食积仓的粮本位经济政策，才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未能因为白银市值大幅下降，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拥有后世记忆的李啸，非常清楚西方经济学中的关键一点，那就是，经济循环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核心则是国家信用度。
这种信用度，和金银或者纸币是无关的。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即便你全部采取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可只要使用者对其失去信心，金银体系一样会崩溃。
而之所以，世界各国，均把黄金作为经济核心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始终很少，而白银产量在几个世纪内爆增，因此对于白银信心崩溃的远比黄金更快更容易，如此而已。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李啸应该如何建立与维护，甚至推广这个信心呢？
当然，李啸并不是经济学家，很难用学过的经济学观点，来将这个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众说纷纭的重要金融话题讲清楚。但是，李啸还是知道一点，最基础最朴素的根本经济原则。
那就是，只要民众手上的货币，不管是金币银币铜币或者纸币，只要能够买得到东西，以及买得到足够的东西，那么民众对手上的货币就仍然能够拥有信心。
不过这是对于货币最终使用者，或者说买方来说的。如果换个角度，对货币有信心，卖方自然就会卖，买方也就买的到。若是没信心，卖方就不会卖，买方就买不到了。也就是说如果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先对货币有信心，他才会愿意收入货币卖出货物。
这有点落入循环论证的圈子里去。但仔细想想，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根源。
其实，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在货币竞争中，持有货物的卖方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因为货物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粮食可以充饥，而金子却不能吃。有粮无金的人绝不会饿死，有金无粮者，必须能买到粮才不会饿死，买不到照样抱着金子饿死。
所以归根结底，一个经济系统得以维持的根源，在于卖方，或者说，在于生产者。
而在李啸治下，这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中，李啸自已，就是最大的卖方与生产者。
现在的李啸手上，控制着大量的工厂、矿藏和田产，并且还有经由从农民手上收集到大量粮食，可谓钱粮丰厚，傲视国中。并且，在李啸手上，还控制着由其一手主导的政治体系，以及忠诚效命于他的精锐军队。因此，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李啸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卖方，可以轻易操控物价，控制整个金融秩序。
而这个经济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由于李啸生产技术与手段，远超明朝国内的同类工坊，让他的产品，同时有价格、质量与产量三个方面的优势。而随着各类产品生产线与产品线逐渐成熟以至更新换代，李啸在某些区域，甚至渐渐形成了垄断优势。
综上所述，此时的李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是一个能够决定市场产品价值与价格的巨人。因此，能够主导市场的他，自然也就成为能够在金融领域中，定义货币价值的人。
而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李啸才直接在货币价值上，定义出比实际含银量更高的兑换价值。而以他的雄厚库存储备，以及他那强大的武力当作保障，让其治下的百姓，在今后的年岁里，习惯于使用各类货币，让他们习惯于靠政府信用而非金属本身重量，来作为交易筹码，便是最自然不过之事。
如果李啸的基业能一直巩固，那么，他的信用度会不断增强，而相应的，真正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用量，只会更少。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在未来岁月中，纸币会彻底取代贵金属，真正成为货币市场的主角。
当然，这一天的到来，不可能一促而就，而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耗时将会极长。也许，可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代替。故现在的李啸，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金元、银元、铜元三类货币，大规模推广下去。
因此，之所以李啸人为改变金银比价差异，那是因为，如果维持原本的1:10官方比价的话，那么由于李啸如今的海贸规模，将继续有大量西方白银流入，在其治下的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金属价格的时候，只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的速度。
而现在李啸将金币与黄金价格人为地定在1:16，目的就在刺激外国商人们，多用黄金代替白银，减缓白银流入速度，却加速让黄金向明朝流入，从而平衡黄金与白银的流入速度。因为黄金数量远比白银少，在货币结构尚未稳定时，理论上会更有信用。
现在李啸设计的新币中，00铜元，并不是完整的十进制，故李啸经过仔细考虑后，又在其间又加设了一个值10个铜元的大铜元，金元以上则加上了一个值10两银子的大金元，主要用于外贸结算。这是考虑金属材料价格的关系，同时也代表这套币值没有完全脱离贵金属本位。
而这些钱币采用的金属比例与模子都经过设计，正面背面都有复杂花纹、年份与币值数字，钱币的边缘也压制了防伪锯齿。此外这些钱币，都是由李啸的铸币局，使用水力冲压机，用标准作业的方式进行冲制，而非传统的模铸制钱方式，因此，铸造出来的钱币，花纹字样异常清晰，而且让不法之徒极难仿造。
实际上，李啸设定的金属配比，也是这套钱币设计的原理之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铜钱含铜高于币面价值，那么极可能就会出现，有不法之徒与奸商豪贾，融化铜钱来私铸铜器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清朝雍正初年，就大规模出现过，幸得雍正大力整治，及时改变铜铅配比，才使得整个国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出现铜钱大面积紧缺的状况。
而设计了一套防伪机制，相比起来，造假币的门坎可比融化铜币高的多了。有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李啸自是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让铜币的实际价值略低于其币面价值的做法。
接下来，在银行正式发行这套新货币后，这套货币体系，能不能得到长期维持，就得看李啸的政府信用度了。
而李啸治下的各类官府机构，其信用度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币制又确实很方便，交易之时，也不再需要担心金银分割、成色与秤重的问题，因此李啸相信，这些新式货币，一定能很快就被他治下的百姓所接受。
李啸决定，让这类新式货币，先在台湾，济州，登州，萨摩，虾夷，库页等自家属地，先行流通试用。如果试用效果好，再逐渐向明朝国个渗透使用。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经过周密筹备，中华银行总行，在台湾高雄府正式成立。与时同时，各个州县之中，也同时成立了中华银行分行。李啸正式下令，从今之后，其治下各州府县城，全部开始推行全新的货币体制，将原有的金银铜钱，逐渐兑换替代。
一个模仿近代模式的全新金融体系，正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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