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自然！”胡克勤点了点头。
“其实这次朝廷里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我就听说当时在朝堂上沈大人就据理力争，但王相公却一意孤行，弄成这般结果来。就算这次王相公还能安于其位，也不能让他这样再来一次了吧？还有，这次上海激起暴乱也不能说不是官府治理不当的责任，所以老夫以为应当做出一点改变，以防止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听了柳治平话中的意思，好像是不再坚持要求罢免王启年的了，胡克勤不禁心中暗喜，赶忙问道：“柳公请讲！”
“朝堂上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敢于置喙的，胡公回去后自然会向太后陛下禀明。但对于上海市的市政，老夫却有很多想法，比如码头位置的设置、水道的清淤、市政的管理、捐税的分派，这些方面许多都有不足之处。比如这次知府大人在行动前咨询一下我们工商界的意见，根本就不会闹到开枪的地步。”
“那您的意思呢？”
“筹建咨议局，以德高望重的士绅为董事，若有市政方面的大事，知府便先向群贤咨询，再付之实施，必然会好得多！”
“柳公这个建议倒也不过分！”胡克勤点了点头，其实也柳治平的想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从明朝中叶开始，乡绅的权力就不断扩大，而中央权力则在乡绅权力的步步紧逼下不断后退，在基层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基层官员根本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柳治平的建议不过是把这个权力扩大到了上海罢了，在胡克勤看来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既然如此，那国债便打七成半的折扣吧！”柳治平见胡克勤表态同意，赶忙大声笑道。他这几日与陈再兴几番商量后决定不再坚持将王启年下台作为提高国债折扣的条件，因为经过这次事情后，王启年即使不去位，受到的信任也会大大削弱，很难再像这次那样一意孤行做出类似的决定。而坚持王启年下台实在是太过敏感，胡克勤很难接受，就算胡克勤真的被迫赶王启年下台，上台后也恐怕会先对他们秋后算账。与其这样，不如退一步要求插手对上海这个大顺的经济中心城市的管理权，获得足够的实惠为上，毕竟柳治平是商人，商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生意中获得丰厚而又稳定的利润，还有什么比控制整个大顺最大、最富饶的城市和港口更好的生意呢？
既然事情已经谈妥，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和煦的笑容，毕竟能走到这一步的都不是单纯的书生，先前为了利益争得头破血流倒也罢了，现在既然差使都已经办完了，再撑着一张黑脸破坏气氛就没意思了。胡克勤吩咐在后厅摆上酒菜，请陈、柳二人一同饮宴，待到酒宴结束后。沈宏茂低声问道：“胡公，您真的打算答应他们的要求？这简直是太荒谬了，陈再兴倒也不论，这柳治平应该被关到牢房里去，而不是成为什么咨议局董事！”
“沈大人！”胡克勤的脸上露出了一股倦意，这让他的面容又苍老了几分。“现在大顺宛如久病之人，虎狼之药不可用呀！”
“那就任凭这厮猖狂下去？”沈宏茂反问道：“胡公，这些日子你难道还没有看清楚吗？这柳治平为了能挣钱、能挣大钱，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不会做？若是让他这样下去，还有多少人会遭他毒手？”
“沈大人，我们是朝廷的大臣，最重要的是维持住这个局面。现在朝廷要打仗、需要钱，我们就得找钱来，尽可能快的找钱来。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调和阴阳，陶治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这难道不是朝廷大臣的职责吗？”
胡克勤猛的抬起头来，须眉绷张，双目圆瞪，露出两道精光来，而沈宏茂也丝毫不让的与其对视，半响之后，胡克勤的终于转过头去，脸上的神情又恢复了不久前的疲倦：“沈大人，你说的那是朝廷宰辅之责，王相公也这么做了，可是结果如何你也看到了。如今正当衰世，有些书本上的道理是行不通的！”
“不管怎么说，这次的事情我回到朝中后一定会向太后禀告！”
“这本是臣子的分内之事！老夫并无异意。”说到这里，胡克勤叹了一口气：“如今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天下税赋，十之三四出自上海，若是算上江南，只怕有十之五六。柳治平其人牵涉极深，若有动弹，牵一发而动全身，就算是太后陛下知道实情，恐怕也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听了胡克勤这番话，沈宏茂也只有默然，对方方才话中引用的乃是西汉时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名句，此时的大顺的情况也差相仿佛，虽然上海及其所在的江南地区地理位置上并不大，但是在税赋方面却占了大顺相当大的比例。也正是凭借江南的财富，大顺才能在平定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击退了外敌的入侵，保持了对其广大疆域和众多藩属国的控制，甚至在有些方向还凭借其军事改革后对边疆民族扩大了的军事优势有所扩张。但正如一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看法，这种扩张和控制固然为后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幸事，因为正是这最后数十年的控制为后世中国所据有的广袤领土提供了法理和当地主要居民为汉民族的有力凭证。但是对作为帝国皇室的高家来说，就恰恰相反了。因为这几次位于帝国末年的对外扩张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资源，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平衡遭到破坏，为了汲取更多的财源来恢复平衡，帝国的皇室和官僚不得不向拥有最大财富的新兴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让出一部分权力作为交换。而正是这些让步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基层分化和更大规模对外扩张性战争，最后导致了帝国的毁灭。所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在他的论文中所写的：假如帝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平定了内部的农民叛乱后，并不是出兵征服那些不稳定的外夷和藩属国，而是做一定的战略收缩，保持在本土以内的范围内，那么帝国的统治将会更加稳固，大顺也不会在二十世纪初卷入那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中，甚至今天的中国还会由高家的某一个仁慈而又英明的后裔统治，相比起那些贪婪而又无耻的野心家、煽动家来说，这说不定还是一个更好的结局。
当然对于此时身在台湾的早国权来说，他自然是无法得知后世那位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对于这段时间帝国政策的非议。但作为正二品的副权将军，都督台湾、福建诸军事，实际上的解决琉球问题的全权大使，他此时所考虑的就是采用一切军事或者非军事的手段，迫使日本一方退兵并释放被掳走的琉球国王，恢复琉球王国的原状。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将领，早国权从一开始就明白了这次日本对琉球的入侵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敌人蓄谋已久的扩张行动的序幕，因此在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前，他甚至没有派出前往日本的使节。但让他焦虑的是，从日本入侵琉球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了，可是他所需要的军队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起来。如果说通过他的努力，从福建、浙江沿海各地抽调来了一些军队，在台湾基隆港已经有了一支大约有七千人的支队以供进攻琉球之用，但是海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是军舰还是装载陆军的海轮都差之甚远，现在基隆港内停泊的只是一堆航速不一、新旧不一的船只，距离一支足以完成任务的舰队还差之甚远。对于这一点，早国权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大顺朝廷紧张的财政自然无非给予海军这种“吞金巨兽”足够的支援，不用说购买或者建造各种新式的军舰，就连对现有军舰的修缮和训练也都很难保证，这样的海军自然无法和大顺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陆军相比。倒是不少从各地轮船招商局临时调动来的民用船只的情况要好很多，无论是水手的熟练程度和船只的完后程度都比军舰要好得多，毕竟大顺繁盛的海贸需要大量船只，虽然朝廷一时间无法付出足够的报酬，但本身就是官办企业之一的招商局还是采用自己垫款的方式动员了相当一部分船只支援本次行动。而作为台湾岛的第二大港口，也是位于最北端、距离琉球最近的基隆港，也就成为了这次行动的主要停泊港。
多谢书友stainless_lotus的打赏，好像这段时间天天都有来，只能认真写书来回报了。
还有，大家基本都认为应该写新顺，那要不这样吧，这样空对空也没有意思，这段时间我把这几个的开头都写个几千字出来，大家来选择一下如何？反正迟早也要给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