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第二更来了^_^
目标位面，炎黄大陆陕西省延安市，王凡居住的窑洞内。此时窑洞内正在举行一场小规模的茶话会，屋里有3位客人，分别是王凡特意请来的老mao、刘少qi与周恩lai。前两天，经过王凡的提醒，老mao妥善解决了远在苏联的家事，也算是了却自己一副心事，心情大好。正好王凡说有点事情，想请教几位叔叔伯伯，于是便有了晚上的这次茶话会。
“王凡，有什么事情？”老mao品了一口茶杯里的茶水，随意的问道。
“呵呵，私事，不是大事，今天正好几位伯伯有时间，我做东，想问问和了解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个疑问。”王凡语气轻松的答道：“其实说来也简单，就是最近后世出现了一股怀念民国的风气，简称‘民国范’，大体上是说1926年到1936年这十年是黄金十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很快。”
“主要提到了几个例子：一个是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高过上海市公安局巡长（18元）和上海卫生局的科长（30元）；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小工的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第三个嘛，是老武汉的叶开泰，他们开给学徒的待遇，规定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等像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总的来说吧，这股怀念民国黄金十年的支持者认为，在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可以达到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在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均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进入中产阶层。”王凡补充道。
“这样啊，呵呵，王凡，你的看法呢？”刘少qi听到后，微微一笑，问道。
“我有些乱，因为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民国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倭寇入侵，天天笼罩在阴暗、恐怖、绝望的气氛下。可是这些文章的发布者，又通过引经据典，描述了另外一个民国，淳朴、希望、乐观、憧憬，总之民国的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让我很迷惑，并且这些日子来，我自己也去不少城市看了，总的来说还是悲大于喜，但是思想上总感觉隔着一层窗户纸，看不通透，还差一点就能看到事态本质，所以想问问几位叔叔伯伯，你们的看法呢？”王凡将多日来，萦绕在自己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王凡，你分发给我的那些资料，我看了，呵呵，有些意思啊！”老mao一笑，说道：“还是从我自己说起吧，1918～1919年我在燕京大学（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这点你知道吧？”
“恩，这个我听说过！”
“我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是240块大洋，相差30倍，当然了胡教授的工资也不算最高的，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是陈独秀同志，他的月薪是400块大洋，而且几年后，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但是很遗憾，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一直没怎么上涨。”老mao淡淡的说出一组又一组数字。
“差这么多，这样算下来，岂不是相差30倍到60倍？”王凡被巨大的比例差距吓了一跳。
“相差的很大，但是如果仅仅是数值上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关键是套用你们后世的一个名词，购买力的差距，因为我干的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所以生活在北平，当时1919年的北平，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数据来源《民国经济史》），相当于后世多少钱？”老mao问道。
“恩，大约40~50元吧！”王凡心里计算了一下，答道。
“按照你算出的结果，我的工资大体上相当于后世的320~400元，那么胡适呢？他的收入是9600~12000元，这里显示出极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和后世的贫富差距有个最大的区别，你注意到了吗？”
“什么区别？”
“后世收入如果是3200对应96000，和民国的320对应9600，虽然从比率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实际生活中，3200一个月能活着吧，320一个月能吗？”
“320元过一个月？恩，过日子总得买米、买点菜吧，如果再租房、水费、必要的煤钱，当时应该烧煤吧？根本不行啊！”王凡推测道。
“所以说我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根本！”老mao说道这里，表情十分严肃。
“这样看，胡适的9600~12000元一个月，绝对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了！”王凡接口道。
“是啊，在民国，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我这里并不仇视大学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品德非常令人敬重，这里仅仅是计算讨论一下民间的收入等级。你知道鲁迅吧？”刘少qi接话道。
“当然，他在后世非常有名！”王凡点头道。
“他虽然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但是教育部门却不曾扣了他每月300银元工资，在现在民国这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并且大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才让后人感叹不已。”刘少qi接着讲道。
“我们还说鲁迅吧，他在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后世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是多少，不到40元大洋。根据你带来的《鲁迅日记》，700多页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他的总收入超过12万多银元，约合你们后世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水准。”周恩来补充道，“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给这些文学家抹黑，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和底层百姓相差30~50倍，后世是多少，3~5倍是常态吧！”
“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民国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你的主位面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恐怕都要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老mao也插话评论道。
“不过我们后世敢说真话和实话的教授越来越少了，许多所谓的学者就为钱说话，因而有人把专家教授的词语，改成砖石的砖、禽兽的兽！”王凡想到后世的种种报道，感慨了一句。
“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老mao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说道：“如果学者，掌握笔杆子话语权的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那么对于那个社会的百姓是不公的，对于那个政党也是危险的！我们这点要想办法避免！”
“感觉就是文人的骨气没有了！”王凡接话道。
“其实王凡，你所说的‘民国范’，之所以在主位面社会引起共鸣，就在于此！民国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从清王朝上溯整个炎黄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忙、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在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充满古典炎黄士人的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再加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后世的信仰真空，因而‘民国范’才被后世借鉴和回味。”周恩lai接着说道。
“不过有一点，经是好经，但也不能偏激念歪了！”刘少qi插话道，“虽然‘民国范’读起来顺溜，提起来诱人，但是过于提倡，非国家之福！”
“恩？为什么？刘伯伯，多有些风骨不好吗？”王凡没想到刘少qi会说出这句话，不明白的问道。
“只要你真正思考谋划一乡、一县、一省、一个国家的发展，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从而明白这个道理。”刘少qi此时没有笑容，很严肃的说道：“我举个例子，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都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家，令后世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主位面建国后肩负起国防、科技、工业这些国家脊梁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王凡不太明白。
“问题大了！”老mao插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