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etou小引：1918年8月20日，新国会（安福国会）组成，全部议员800人，史称“八百罗汉”，其中，“安福系”占了330多人，成为新国会第一大派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关于“八百罗汉”受贿的事情，邓汉祥是这样回忆的：“张作霖给段祺瑞拨了300万元，关于运动国会的经费，卢永祥决定拨100万给我。于是，我找章士钊等人游说参众两院议员，愿意去上海开国会的，先给差旅费300元，每月生活费300元。此外，我又另拨4万元，分送他们。所谓八百罗汉，从我这里拿钱的，有700人左右。后来，曹锟以5000元一票贿选，这些从我手里拿过钱的，又潜回去投曹锟的票，当时这些人被称作猪仔议员。”——《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14页。
第一目标位面，山东省济南市。
此时，王凡（伪装成唐伟）正和陈yun等人在济南调研，实地勘察一下，建国后各项基本政策的执行情况。根据“小引”的资料，就可以大体看出民国那会儿所谓的民主含金量有多高，西方的参众两院制度在炎黄这片东方土地上，更多的像个不怎么挂遮羞布的戏院和交易场。社会名流们用名声换钞票，大鳄们则用养狗的方式和眼神，冷眼看着这一切。
当然，王凡自身并不是赞同独裁统治，毕竟绝对的权利带来绝对的**。只是他深切觉得，在没有“契约、信用、交易、法律”这些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作支撑基石，仅仅把参众两院这种西方民主形式的“外皮”拿到炎黄，就认为可以实行百姓“真”民主、国家“真”强大，那绝对是不切实际和极其可笑的。后世的菲律宾就证明，没有大范围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唤醒民权这一步，那么所谓的还政于民，最后带来的只会是少数有心人、野心家的个人施展与取而代之。因而50年实行普选、还政于民，虽然仍有些理想化和空洞化，但至少那时候的民众基础和受教育程度，最起码会让民主比民国时代的含金量高上那么一大块儿。
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它虽然离海不远，自身发展却十足像个内陆城市，城内海味很淡。在去年光复前夕，小鬼子很是洗劫了一番济南市区，事后统计各种被毁房屋多达10282间，伤亡群众百姓2000余人。并且由于管理混乱，刚刚接手济南时，整个城市内缺吃少煤、居无定处、穿无寒衣情况十分严重。
根据当时紧急的情况，王凡紧急提供了大批生活物资，并帮助修复了遭到破坏的供电供水措施，修复了连接外面城市的铁路大动脉，从而使得整个城市以最快速度回归到正常节奏中，有了粮、有了电、有了秩序，队伍就好带了。城市也就好管了，治安、交通、卫生各项事业自然迅速走上正轨。
“对比半年前，济南变化好大啊~~”陈yun看着干净整齐的街头，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衣着干净整洁，大多数人面带笑容的走入走出各家商店，购买自己心仪或需要的商品，凡此种种透露出来的“盛世”景象，让他感叹道。
“济南市的干部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据我所知，这半年来光大大小小群众座谈会就开了不下100场，解决了很多社会上实际存在和发生的问题。”彭zhen笑着介绍道。
“100场？这么多？都是些什么问题？”王凡因为平时和多老mao等人在一起，讨论战略层面的事情，很少接地气，此时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问题各种各样，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我党的政策，以为红党来了后，什么都要交公，所以最开始的工作重点是花费大量时间，宣传我党政策。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各种政府下达的政策涵盖范围之外的各类实际问题情况开始不断冒出来，比如有人对农村土地必须‘赎买’以平均地权不理解；有人强烈要求对在倭寇治下开工厂的黑心老板进行清算；还有人对给环卫工人提薪水平，超过给教职员工等知识分子涨薪水平不理解不满意等等。另外更多的则是商业流通方面的问题，像单独一个济南市内就有纺纱、火柴、面粉、卷烟、染织、榨油、铁工等二千余户，他们组成了30来个同业公会，我党实行各类赎买政策后，他们虽得到了大量赎金（这些人在口碑上是相对干净的中小企业主），却很担心未来的经营许可，以及私人产业投资法律上有没有设置上限等问题。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定期在市内各区召开各级群众座谈会。”负责济南实际工作的吴福春答道。
“你们做的很不错，这些琐事才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大事’。”陈yun点头，“另外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
“这...”吴福春有些欲言又止。
“吴福春同志，你放心说吧。”彭zhen鼓励道。
“那我就说了，主要还是少数部门间存在沟通不畅问题。去年年末那会儿，少数军队中的后勤机关人员和干部，他们不考虑损害机器的后果，比较粗暴地搬运器材和拆卸零件，造成工厂里相当数量的设备受损，无法继续使用；还有一些赤民阶级朋友，他们翻身后由于报仇心切，直接去找地主及黑心工厂主清算，短时间内闹出了不少人命（含那些地主和工厂主的家人），我们发现后虽然立即制止并将他们暂时看押，可是如何审判至今一直是个大问题，社会上要求无罪释放他们的呼声很高。”吴福春犹豫再三还是开口讲道。
“第一个好办，”陈yun想了想，和王凡商量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党政军各类机关的认识深度问题，我也耳闻过，在少数偏远光复地区，由于山高皇帝远，存在地方部队军官占有原先地主家大宅子的生活作风和**问题。我看要不这样，回去后我们以中央名义发个文件，要求党政军从最高首长到基层士兵全员进行学习，明确任何人对于光复后的城市工商业和农村地产等一切物资财产，只有保护之责，而无没收处置之权。以防止中饱私囊和‘发洋财’的情况再次发生，文件中最后写明，违者严惩！”
“我看可以。”王凡点头。
“至于第二个...”陈yun自己有些拿不准，从心底他是觉得那些黑心地主和工厂主该死，可是以暴制暴是新炎黄政府坚决要求制止的，所以如果判罪过轻或无罪释放，那么对于以后依法治国宣传，就会起到反作用。
“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先可以用广播报纸等形式广泛宣传这个事件，从而发动民间进行大辩论、大讨论，看看民心所向。同时用这个事件让普通百姓明白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为什么新炎黄要依法治国，而不是继续沿用炎黄两千年的道德约束，最后再用国家‘特赦’的方式（类似星条旗总统特赦）释放或轻判，并严正声明，新炎黄民主共和国已经建立，未来再有同犯类犯，严惩不怠。”王凡建议道。
“好主意！”陈yun听完后，眼睛一亮。
同一时间，广东省湛江港。
在后世主位面，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存在，它吸收了海量的广东省海运资源和贸易量，所以使得后世广东全国知名的大港口很少。湛江港作为后世主位面炎黄大西南出海主通道，在2008年12月才实现完成货物吞吐量超过1亿吨，成为全国第十五个亿吨大港（也是西南沿海港口群中的唯一亿吨大港，仅从排名上看速度，真很难说发展快）。
但是在第一目标位面，由于王凡的干预和开金手指搞大建设，使得这里香港的地位极大弱化，湛江港及广东沿海各港口的硬件水平开始直线提升，其意义是：一个均衡发展的‘面’，意义上远大于一个繁华的‘点’。
由于南方是倭寇力量相对薄弱区，所以明里暗里分布有很多船舶公司和码头企业。根据红党光复广东后的统计，仅广东一地，大大小小私营航业及工厂自有码头就有上百家，只是这些所谓码头，设备简陋，只能停泊几十吨到几百吨的小船和帆船。而且这些工厂企业里面，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像英国的怡和、和记、颐中，星条旗的美孚公司等，在倭寇大势已去，炎黄红党刚刚光复广东后，立刻由暗转明，摆出一副牛逼哄哄“洋大人”的态势，要求炎黄红党给予优待而后特别保护。
由于名义上，星条旗、英国和炎黄属于抗击倭寇法西斯的盟友，所以南下部队不好掌握分寸，请示一路打到中央，最后在王凡的一句“这里是炎黄”定下基调。最后所有洋大人、洋买办集体走下“神坛”，开始在看守所里学习新炎黄民主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和海关条文。
不过当他们学有所成“出关”后，发现炎黄政府不但不可怕，反而十分遵守规则。在新炎黄民主共和国内，凡合法经营的私人工厂、公司、银行、商店、仓库、货栈等，炎黄政府一律施加保护而不查封；凡自来水公司、电灯、电话、邮电、铁路、汽车、大中小学、民教馆、图书馆、医院、教堂、慈善等机关和娱乐措施，只要自身没有违法行为，无论其身份是局长、经理、厂长、职员、技师、工人、校长、教授、教职员、学生、馆长、主教、牧师等，炎黄政府一律保护；各国办事处及其人员与一切外国财产，只要为合法所得，并遵守炎黄民主政府法令，不做敌探与隐匿战犯及任何破坏者，炎黄政府一律保护。
总之，“依法治国”这个从没有在炎黄土地上普及的名词，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经过各类媒体和实际事件的宣传，开始频繁的出现，并让百姓记住和有那么一点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