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业。
这两个是民国初期所有矛盾的根源，只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无论革命份子还是所谓的清流份子，他们所注视到的都是清朝体制问题，立宪或者共和，或者是其他——譬如学习日本什么的。
没有人关心所谓的农业，所谓的工业问题，他们在乎的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权术，体制问题。而整个国家，如果绝大部分的的注意力在这上面，那就证明，这个国家至少还需要一大段的时间去摸索前进的路。当然，这种大环境其实根本无法避免，造成这种环境氛围的罪魁祸首是满清政府本身。
因为以清国本身的改革历程来看，这算是一个缓慢发展认识的过程。就是这一个缓慢认识的过程，造成了现在的民国初年整体的认识误区。
这个过程，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觉察到工业的萌芽阶段。这个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的时间。清国的一些聪明人，认识到了清国战舰和外国战舰的差距，所以就有以恭亲王为首的政治集团搞了一个自强运动。自强运动的初衷便是要让清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也可以自己制造出什么战舰之类的，以夷制夷嘛。大方向算是对了，如果清政府以这个为基本国策，坚持四五十年不动摇，没准清国的工业基础就起来了。可惜的是，这一项基本国策以一场很浅薄的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被评定为失败的决策。从而导致清国的一些人又搞了自我否定，认为单纯的工业。暂且不能让国家强大起来。
而工业让国家强大不起来，那又是什么呢？
凭什么日本的工业基础还不如清国，但他们却发展起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一些人又开始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一些人又对国家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怀疑。
这种意识就带来了一些人终于认识到学习工业可能只是一些皮毛上的东西，要想让清国强大，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譬如英国日本的制度？这一个时期，算是一些人的自我探索时期，年份也在甲午战争以后，在这一个时期，因为清国的一些认识还不太明确。导致他们也不太敢乱下政策。相反这一种无为而治反而让民间的工业起来了。
清国的私人工厂，在这一个期间增加了几十倍！可是，民间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在1900年前后。一些清国人终于认识到清国与别国的差距本质其实是在方方面面的体制制度上。于是在一些有志之士的提议之下。这一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度上的改革。革命一词，也大概在这种时期出现。从而导致现在的民国初年大家关注的革命都是体制问题，君主，或者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共和问题。清政府也是在这一个阶段突然意识到了他们或许找到了正确的路子。从而也搞出一个什么十五年预备立宪的政策。这一个表态，就宣布清政府也是认为他们的落后不是工业，而是体制上的问题，只要把体制改了，中国迟早会追上世界的。可惜的是，这样的决定，还有可能仍然是错误的。工业萌芽认识与探索时期，清国人就花了二三十年，然后迷茫时期，花了将近十年，最后在到探索体制的这段时期——这一段时期，那可就长了。至少，北洋时期的这个阶段，可以分化成为探索制度阶段，这一个时期政治活跃，言论自由，其各种言论的繁华可以比拟春秋的百家争鸣。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学生，工人，还是领导，每一个都能讨论各种共和，民主的问题，参与程度至少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而在这个时期，各种党派，各地军阀的出现，也标志着体制探索问题达到了最高程度。这种全民讨论政治体制的时期，好么？历史证明，在这个寻找对错的阶段，国家工业发展迟缓甚至一度停滞。民国初期，民国海军吨位达到八十多万吨，可是直到国民党掌权，在1926年重新规划海军的时候，整个民国的海军军舰的吨位反而只有六七十万吨。工业的代表海军军舰吨位不升反降，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探索制度的时期，人民的心思都跑在那虚无缥缈的制度问题上去了。直到抗日战争开启，这个时候的民国也才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貌似太低。可是意识到有用吗？一系列的争论对错，消耗了中国人从1911到1937的黄金二十几年。以至于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中国的土地只能够一步一步退让，原本富饶的土地，硬是要来一个悲壮的“焦土抗战”。
这是谁之过错？
若是用这原本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工业，再不济我们中国人会被一个弹丸小国打的节节败退吗？而且，在这期间，不是还有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日本不也是在一战之后，那才彻底飞速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多少利润？
历史上的悲剧，陈立青回来了，自然不会让它再一次在神州这片大地上上演。
迅速掌握贵州，只是陈立青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要让所谓的一些人看看，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总体方向错误的问题？
中国是不是还得需要皇帝？日本为什么还有天皇，可他们一样发展起来了？
对以后的某位先生的称帝或者讨伐，陈立青没有兴趣。他只是知道，既然迈出了改变贵州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就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他。
农业上，陈立青要让北京，要让江南的鱼米之乡的那些人看到，就算是在偏远的山区，贵州人民也会比他们生活的更好。陈立青也会告诉某些人，只有掌握了所谓的农民兄弟，解决了大多数人想要的基本温饱问题，那才是共和的基础。
而工业上，陈立青也会让某些口口声声说自强运动失败的人看看，到底是我们国家的工业不行，还是某些人领导的问题。
平越虽然小，可是一手农业，一手工业这把火燃起来了，迟早有一天，平越模式会遍布贵州，遍布全国。
陈立青回到平越，总体上就做这两件事。至于以后的发展问题，以现在贵州的基础自然是不能再多想。
确定了整体的发展方向之后，陈立青的目光再一次转移，这一次，平越的一群人，朝着南边的方向再次进发。
时间流转，贵州这一个省的独立很快淹没在全国各地纷纷独立的浪潮当中。
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而北方地区各省，由于革命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无形之中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只是，武昌起义突然引领了全国革命起义的浪潮实在是出乎同盟会的意料，所以同盟会中的黄兴，胡汉民等领导人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阴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流血政变的办法篡夺了政权，如湖南。有的省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迫于形势，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仅将旧衙门换上一块新招牌，江苏和广西两省就这样干，就宣布一件革命完成。
即使革命党掌权的省份，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很快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或者变成了地方军阀如安徽、山西。这些独立的省份，相互之间各有打算，内部局势也不稳定，因此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但尽管如此，各省的独立，还是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同时，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做新军的工作，自武昌新军打响反清第一枪后，不到三个月，在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的新军中，先后反正、解散、溃败的约有七个镇、十个混成协、三个标，大大削弱了满清政府的军队力量，有这些，都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总之，此时神州大地上的种种改变，已经预示着一件事——
这次的起义，玩的有些大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