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前，要确定一件事：工商业者有正当权益么？
没有。
士农工商，工、商居后，商尤甚之，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都很低，多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列为贱籍，不仅在地位上贬低，还特地限制衣食住行，不许穿稍微好一点的衣服。
为了彰显商人的低贱，甚至于衣着都有规定：只能穿白衣。
以至于魏晋时期，商人又有“白衣”的代称，这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规定商人只能穿白衣。
三国时，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就是让人装扮成往来于大江南北的商人，为了诓骗沿江烽燧守军，所以才清一色身着白衣。
所以，法理上被视作贱民的商贾，地位和奴婢一样，等同于牲口。
朝廷处置民间商贾，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正如主人处置奴婢般，怎么处置都是理所当然，所以商贾哪来的正当权益？
历代朝廷大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就没有粮食，所以必须重农。
商贾重义轻离别，又哄抬物价，十足小人相，不劳而获却可暴富，若放纵的话，人人跑去经商，谁去耕地？自然是要抑制的。
然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实际上却是民间工商业，国家专营的工商业，从来不会抑制，因为诸如盐铁专营这类“商”，可以给国家带来巨额收入。
那么，实际上被视作贱民的商贾，其实就是没有根基、靠山的民间商贾，而那些勾搭上权贵的豪商巨贾，一样住豪宅、妻妾成群，锦衣玉食，一样是人上人。
政事堂内，平章、杞王宇文理，对历代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概括，他认为历代朝廷抑的“商”，其实主要是抑制民间工商业。
工商业对于国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那个朝代禁工商业，但正是因为一些工商业可以获取大量利润，所以那些有赚头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朝廷想办法“专营”。
这种专营，要么是制度性的，譬如盐、铁专营，只许官府经营，不许民间插手。
要么是另类的专营，那就是让“听话”的少数豪商垄断经营某个行业，譬如高利贷。
一个例子，在高氏齐国统治两淮地区时，能在两淮地区大规模放高利贷的商人，都是和京城权贵勾搭的胡商，相比之下，本地出身的高利贷者是被抑制的。
至于利润一般但不可或缺的手工业，历代朝廷多以官营的方式，将手工业者单独编户、集中安置，如同使用官奴一般使用这些人。
宇文理认为这就是所谓“抑商”的实质：朝廷将利润丰厚的行业实行“专营”，然后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抑制工商业活动。
通过各种门槛，将民间商贾隔离于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活动之外，确保朝廷的收入。
历朝历代采取这种政策自有考虑，然而，时代不同了，现在，朝廷不可能抑制民间工商业，且不说别的原因，就说一个事实。
宇文理宣读了一组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有司统计出来的，各种数字表明，快速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吸纳了大量无地闲散劳动力，并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朝廷缴纳了大量的税。
民间工商业缴纳的税，所占朝廷财政收入份额，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而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中，工商业的产品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
另外，民间工商业吸纳的劳动力，初步统计，已达到一百一十万户左右。
这其中，大多有两到三个人务工，靠着务工而不是种地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百一十万户，将近天下户数的八分之一，若考虑到为工商业提供原料的农业人口，数量还要大幅增加。
朝廷不可能让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人失业，因为这些人一旦失业，就意味着大量流民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税收流失。
同时，朝廷不可能把操作各种蒸汽机械、先进机械的技术人员当做普通匠人管理，不可能设什么“机户”，把这些人当做官奴役使。
所以，朝廷要想办法促进工商业发展，让工商业的规模快速扩大，以便吸纳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而产生的闲散劳动力，因此必须给予工商业者该有的地位。
如果不改变商贾宛若贱民一般的地位，不给予他们的财产、产业以基本安全，谁会安心扩大产业规模，而不是拿钱去买地、“转行”做地主？
如果不消除技术人员被编为匠户的风险，那么许多人在攒够钱后必然转行，免得世代沦为匠户，届时，蒸汽机械、火轮船、火车、电报怎么办？
即便朝廷可以强行把这些人编为匠户，但是各类先进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已经无法靠父子相传延续下去，再用老办法来管理新事物，必然会把事情搞砸。
宇文理举例：朝廷派兵御敌，都知道要先把粮饷发足才能保证士气，为了鼓舞士气，还得有功必赏。
那么，朝廷若是继续把商贾当做贱民，把技术人员当做匠户，让商贾和技术人员总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对方如何能够安心？
所以，宇文理提议，在继续重农的前提下，首先废除商贾的贱籍，至少从律法层面上废除歧视商贾的内容，让商贾获得和平民一致的地位，并且废除各种形式的匠籍制度。
其次，在已有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商会、行会管理条例》、《商社、公司管理条例》等律法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商律》，为大兴工商业扫清障碍。
当然，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朝廷依旧是要严厉打击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律法形式确认工商业活动的合法性，确认商人的合法地位，官府对于工商业的管理有了依据，而不是基于“抑商”随意打击商贾及其产业。
为此，宇文理组织人员，根据各方意见，初步拟定了《公司条例》、《商人条例》，上呈天子，作为推动工商业立法的实践。
这两份条例，分别对商社/公司的营业行为、商人的经营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也为正式的《商律》出现奠定基础。
天子御览，命中书省进行修改，是为《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现在，由中书省提交门下省审核。
因为要扭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事关重大，所以门下省谏议院对这两个草案的审核过程，为政事堂会议的一部分。
宇文理作为提案人，要接受反对方的提问，政事堂会议最后要进行投票表决，决定这两个草案的命运。
与会人员，之前就拿到了两份草案的资料，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现在若有疑问，当场就可以提出来，正、反双方就此辩论，辩论结束，投票表决。
延续了千年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把商业看成“奸伪之业”，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的政治传统，是否会因此获得初步扭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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