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后的华夏后人很难想象得到，天启与崇祯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些天灾人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的灾难都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之上。
霜降提前，冬季变长，一再发生的地震、海啸，持续多年的干旱、蝗灾，到了崇祯末年更是出现了蔓延北方数省而且一直传到了京师城内的瘟疫。
而这场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北方的瘟疫，正是这个年代根本无解的鼠疫。
这是天灾。
而除了无年不有的天灾之外，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面临着其他的各种内忧外患，塞北的蒙古人，东北的女真人，陕北的流贼，西南的土司，以及东南海上不断窥视逼近的荷兰人、西班牙人。
这是人祸。
这些天灾人祸，时而单独一个一个地出现，时而一起成群结队地出现，使得大明朝接连两个年纪轻轻的皇帝疲于应付，最后终于都被击垮了。
不管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而且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令老百姓们无法忍受的恶习，当政的时候也没有搞过什么人神共愤的暴政。
若是生在普通的富贵之家，像这样的人，守住家业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被命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还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危机年代，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后世的人们说，这个时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所谓小冰河时代，全世界都受到了影响。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所谓的小冰河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却几乎瓜分了这个世界。
而且同样是这个小冰河时代，本来远在乌拉尔山西侧的罗刹人，却不惧严寒，以平均每年东扩四五百里的速度，一路往东扩张，最终在崇祯末年出现在了华夏大地的最北方，成为继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之后华夏民族最危险的敌人。
这些天灾和人祸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一起向着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涌来？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谓天命？难道大明王朝的天命已转移，大明王朝真的气数已尽？
当崇祯皇帝执意撵走了身边的所有人，独自站在武英殿的大殿中，一边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坤舆万国全图，一边在沉思这些恼人问题的时候，远在山西潞安府剿贼前线的李邦华，终于等来了其他几路官军的消息。
延绥巡抚孙传庭，在得知黄河边上的葭县发生暴乱，并最终带兵赶到的时候，王自用、高迎祥、老回回早就往东渡过黄河不知所踪了。
几天之后，派去过河侦察的哨探回来，说陕北的这股流贼攻陷了黄河对面的吴堡，继续往东流窜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孙传庭有点拿不准到底是不是应该跟着过河，追到山西继续去剿灭这股流贼。
一来，他是延绥巡抚，这里才是他的辖地，要进入山西追赶流贼，怎么也得向朝廷报告一声，否则保不齐就有御史言官弹劾自己。
当然，孙传庭若是这样一个只考虑自己官声地位问题的话，那么他也当不起明末最后一个帅才的称号。
他所担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所倚重为臂膀的陈奇瑜，与参将黄庭政一起，带走了延绥镇官军五千骑兵中的三千，押送着近万名的乱民去宁夏屯垦，这个时候他在带着军队离开，整个陕北岂不过于空虚，一旦再有变乱，那可就是后路不保了。
再者说了，延绥镇的官军虽然战力强悍，但是其中骑兵的规模却并不大，满打满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陈奇瑜带走了三千，剩下的仅有两千，就凭这两千骑兵，一旦陕北再生变乱，前往弹压的力量都嫌不够，又如何敢稀里糊涂地跟着过河？
就这样，孙传庭带着贺时雨一边向朝廷上书请罪，一边请求允许追过黄河，进入山西，流贼既然是自己辖区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责任除恶务尽，无论追到那里，都要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时也抓紧时间让跟着流贼跑遍了陕北数个州府，辛苦征战了几个月的延绥镇官军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没有追究延绥镇上下的责任，而且对有功将士进行了封赏，还及时下发了崇祯二年一月到六月的军饷。
崇祯皇帝采取的这几个举措，让孙传庭、贺时雨等人顿时放下心来，一边坐镇延安的监军御史马懋联络，遣人前去西安解取军饷赏赐，一边补充兵员，厉兵秣马，准备东渡黄河。
时间转眼到了二月底，陈奇瑜终于领着那至关重要的三千骑兵，从宁夏回来了。
陈奇瑜给三边总督袁崇焕押送去了近万名的陕北乱民，真的是帮了袁崇焕一个大忙。
三边总督驻地花马池往西、往北的旷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广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还多数都是西北的回民和其他少数异族。
而这些回民等少数异族，因为世代居住在宁夏的黄河两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们占了，而同时他们又不停指挥，抗拒种植和推广非常适合西北的新型农作物，而且又总是与前来屯垦的汉民发生冲突。
当然，这些并不是袁崇焕最头疼的事情，最令他无奈的是，他陕西三边总督部院的名义，行文陕西、延绥、临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费授田，给粮给种，这么好的条件愣是没有多少人来，大半年过去了，也只是从固原和临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面黄肌瘦的饥民前来就食。
花马池以西，宁夏沿河两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数还都是没有开垦出来的荒草滩子，更别说花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于那里时不时地还有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赶着羊群出现，所以敢于前往开荒种地、屯垦戍边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宁夏、甘肃之地的汉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汉族人口，又始终游离或者半游离于官府的掌控之外，不仅这些人的税粮常常收不上来，而且还得防着他们与前来屯垦的汉民矛盾激化，从而生变生乱。
袁崇焕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这些问题要想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一个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远在西北的宁夏、甘肃、河套之地移植汉民人口。
只有当汉民占了绝大多数，西北的这几块好地方，才能真正稳固下来，成为西北官军的大粮仓。
好在如今的三边总督部院衙门移驻到了花马池，控制了整个西北最大的食盐生产地，不管是回回还是党项，或者花马池关外的套虏，甚至远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马池出产的食盐，以及三边茶马司掌控之下日益兴盛的西北茶马互市贸易。
正是因为有了盐和茶这两样西北异族紧缺的东西，所以袁崇焕在宁夏、河套等地的屯垦才没有激起少数异族的激烈反抗。
而现在，袁崇焕最缺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汉族人口。
所以陈奇瑜的到来，以及送来的近万名陕北乱民，让袁崇焕非常高兴。
袁崇焕作为三边总督，对延绥镇的贼乱也负有剿灭的责任，因此趁着这个机会，陈奇瑜就拿着近万名陕北乱民，从三边总督袁崇焕和定虏镇总兵官杨麒的手中，换取了两千匹战马。
若不是等待着交接这两千匹定虏镇换装下来的战马，陈奇瑜早就回来了。
直到陈奇瑜二月底带着三千骑兵以及另外的两千匹战马赶回榆林城，孙传庭、贺时雨才终于会合了麾下五千骑兵，一边留陈奇瑜坐镇延绥新编两千骑兵，一边赶紧带着两千步卒，押解护卫粮草辎重，往东走偏关、过黄河，再转了向南，往山西太原方向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