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听完了沈廷扬的那一番话之后，没有当场作出什么表示，而是让沈廷扬将自己对东番岛情形及应对策略形成文字，作为“附片”附在闽浙总督府的呈文之后，令内阁和军机处诸位重臣都看看，作为票拟的参考。
对于沈廷扬的建议，崇祯皇帝当然是认同的，虽则与自己在后世之时了解的情况有偏差，但在这个时空之中却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所以，崇祯皇帝在沈廷扬又匆匆送来的附片之上，用朱笔写了一句对沈廷扬的评语，虽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沈廷扬提出的意见，但却毫无异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崇祯皇帝在上面写道：“居官若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
沈廷扬拿着送来的闽浙总督府呈文以及写上了崇祯皇帝朱笔批语的附片，心情十分激动地离开了乾清宫。
这句评语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原创，而是历史上崇祯皇帝对沈廷扬的真实评语。
就这一句评语，换来了沈廷扬的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但是也说明，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不能知人善任的昏君。
至少他对沈廷扬就没有看走眼。
听完沈廷扬建议的第二天，崇祯皇帝摆驾来到文华殿，将内阁几位重臣召集到了一起，议论闽浙总督府提出的问题：
其一，要不要让郑芝龙带兵驱逐盘踞东番岛上的荷兰红毛夷和佛郎机人。
其二，目前朝廷从闽浙粤等地往东番大举移民安置的行动，要不要暂停，是不是等待郑氏驱逐红毛鬼子之后，再重新进行。
这几个内阁阁臣都不是傻子，之前都看过闽浙总督府的呈文，对东番岛上的汉人移民、土著生番以及红毛夷人三方情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又看了皇帝亲笔御批的附片，当然都明白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皇帝借助中书舍人的附片来表态自己的态度，在大明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但凡有些事情不能以皇帝的名义提出来，就会又朝臣来代劳，而若身边恰好没有朝臣的时候，自然只能选择中书舍人来代笔。
崇祯皇帝在附片上的朱批，夸奖的是沈廷扬这个武英殿中书舍人，但实际上肯定的却是沈廷扬的立场和建议。
因此，在京的三位内阁阁臣来到文华殿之后，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李国鐠说：“陛下，目前东番岛上情形复杂，且此前转移安置上岛的闽浙灾民数量已经多达四五十万口，据闽浙总督府向户部报备，东番岛西海岸平原谷地，可以开垦适宜耕种之良田沃野，已经所剩无几。
“臣闻，不少地少甚至无地之汉民，不断深入岛内，与岛上生番时有争夺土地山林之械斗厮杀，其为生番土著所杀伤者，更是时时有之。
“另外，东番岛上虽然气候温润，物产丰饶，一年至于三熟，但毕竟新开之地，丛林沼泽遍布、毒蛇蚊虫肆虐，兼且岛上移民缺医少药，疾疫流行，病死者也数不少。
“所以，臣以为朝廷官方安排之移民可暂时放缓，民间自发之移民当可继续听之任之。这是臣的一点浅见。”
李国鐠所说的情况，此前一段时间，崇祯皇帝从闽浙总督府上报的众多奏疏之中也有所了解。
三月底的时候，闽浙总督温体仁曾以密折报来消息，专门向皇帝报告了钱谦益流放东番的情况。
温体仁与钱谦益两人之间的恩怨，在明末的历史上影响很大，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
按理说，温体仁的家乡浙江湖州府乌程县，距离钱谦益的家乡南直隶苏州府非常近，在政治上以及仕途上应该是天然的盟友才对。
但是事实上却恰好相反，这两个人在历史上却是一对死对头，一直都是相互弹劾，相互拆台。
说到底，全都是因为温体仁这个人，是浙党里面的一个“顽固分子”。
而浙党从万历年间开始，就始终是东林党的死对头，为了对抗东林党人的势力，甚至不惜投靠魏忠贤。
后来阉党与东林党成为了天启年间朝堂之上势力最大的两股势力，浙党就分化了，要么销声匿迹了，要么就投靠阉党了。
其中温体仁就属于蛰伏起来等待机会的一个浙党分子。
历史上，他之所以当政之后，不断地为一些被定为阉党分子的大臣翻案，并被称为奸臣，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那个阉党案是由东林党人来审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在为自己之前的浙党同志脱罪翻案，从而变相地为自己培植势力。
也正因为温体仁是崇祯继位之初的浙党领袖，而钱谦益是当时的东林领袖，所以两个人由来已久的矛盾便迅速激化了。
如今钱谦益不仅没有被重用，而且还倒台倒得这么彻底，被皇帝给流放到了自己的辖内，温体仁的心中当然是要多痛快有多痛快。
钱谦益及其家人乘坐长江水师的船队到了福州的闽江口之后，温体仁根本没让钱谦益等人上岸，直接就在闽江口的海上，被转送上郑家的船队，然后送往苯港，使得不少在仰慕钱谦益文名而提前等候探望的儒林子弟大失所望。
当然了，对于温体仁和钱谦益之间的恩怨，崇祯皇帝并不在意，他把钱谦益流放到东番岛上安置，也并不是想利用温体仁把他弄死。
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像这样的人，只要把他从政治舞台的中心拿掉，他就不可能翻得起什么大的风浪。
所以，温体仁专门搞个密折，郑重其事地向皇帝汇报钱谦益被送到东番岛上之后的言行表现，倒是让崇祯皇帝哭笑不得。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不关心钱谦益到了东番岛之后的表现，但他却对温体仁密折中谈到的苯港情况十分感兴趣。
这个苯港，也叫笨港，后世改称为北港，就在后世台湾岛上的云林和嘉义两地之间北港溪的入海处附近。
位于东番岛西海岸的中部，近处与澎湖列岛相距不远，远处则与福建泉州遥遥相望。
这个地方，过去是闽浙沿海的海盗和渔民在东番岛上的一个临时落脚停靠之地。
不过，当钱谦益及其家人千余口，顺风顺水地过了海峡，被郑家船队送到苯港编管安置的时候，钱谦益想象中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早就变成了人口繁华不逊于泉州的东番卫城。
郑芝龙归附之前，除了澎湖之外，这个苯港，就已经是颜思齐和郑氏兄弟在东番岛上的一个大本营了。
从颜思齐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彰泉等地，招来了许多农民开荒垦种，在笨港溪的南北平原和浅山丘陵地带，先后建立了十个城寨，人口已达数万之众。
郑芝龙归附之后，朝廷不仅授予他福建金夏参将的职务，而且还赐给了他东番卫指挥使的世职。
闽浙总督府与郑芝龙商议之后，以颜思齐留下来的苯港南北十寨为基础，在面向闽海的东番岛西海岸上，设立了五个千户所，从北往南分别是淡水千户所、竹塾千户所、半线千户所、苯港千户所和萧垅千户所。
淡水的地名在四百年后仍然存在，而竹塾这个名字后来改为了新竹，半线改为了彰化，萧垅则在后世台湾嘉义的佳里。
这五个千户所设立之前，淡水、竹塾、半线、苯港、萧垅等地，累计已经拥有了四五万从福建彰泉等地前来垦荒谋生的闽南百姓了。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颜思齐、郑芝龙之前花了七八年的时间，陆陆续续从自己及其部众在彰泉等地的老家带出来的部众。
这些人在郑芝龙还在当海盗的时候，就是郑氏兄弟海盗团伙的根基所在，而如今郑家归附了朝廷，这些人自然也就跟着编户齐民，转换身份，成了隶属于东番卫的军户和民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