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龙华民等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濠镜澳北上京师之后多年，从来不被允许离开京师深入到大明的内地去传教，更别说是远在西北的甘肃宁夏了。
连这个时代天主教在华耶稣会的会长、在西安主持过传教工作的龙华民，也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此时，跟着皇帝派来的锦衣卫人马，光明正大地到延绥镇以外的三边总督辖地去传教天主教，反而有一种天国即将降临东方的恍惚之感。
一行十二名传教士，一路往西行去，就像是耶稣坐下的十二使徒，要往满是异教徒的世界进发一样，既有着满满的神圣使命感，又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悲壮感。
对崇祯皇帝来说，不怕你去，而是怕你不去。
你们不是要去感化异教徒吗，不是要让所有的异教徒皈依你们神圣的信仰吗，好吧，那就去吧，
到了那地方，面对满地的异教徒木速蛮和他们信仰的回回教经堂，老子倒是要看看你们哪个更厉害，谁能把谁给弄死。
而且就在他们临行之前，崇祯皇帝还亲自下了一道旨意，禁止这些传教士在写给罗马教廷及其各自国内的书信之中称呼中国为China，而只能使用中华或者大明的音译或者意译。
因为与瓷器同名的这个词，实在不是一个好词，中国绝不能被人认为是一个华丽空洞而且易碎的瓷器。
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从此之后，这些西方传教士以及来往中国的西方商人，虽然在来往的文字书信和各种记录之中不再称呼中国为瓷器了，但是中华和大明的音译和意译毕竟在西方的文献之中缺乏基础，使得另一个欧洲给予中国的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重新恢复了使用。
那就是丝绸之国Seres，也就是赛里斯，盛产丝绸的地方。
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没有断绝之前，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贵族和商人，给予遥远东方中国的名字。
虽然也不太好，但是被称作丝绸之国，总比被称作瓷器之国要好一点吧。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打发走了龙华民等耶稣会在大明京师的“十二使徒”之后，在京师的传教士几乎为之一空，西洋红毛夷虽然在京畿之地还有不少，但都是讲武堂、武备院以及枪炮厂雇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退役老兵、工匠技师以及投机商人，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危害。
毕竟，这些人前来大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和发财，而不是前来传教，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宗教信仰。
对于这样的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欢迎的，既能够带来技术和新奇的产品，又不会对大明造成什么致命的损失和危害，比起那些居心叵测的传教士来要容易对付的多了。
至于那个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传教士“耿直哥”康迪纽斯，崇祯皇帝是特意把他留下来的。
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耿直，或者对大明友善什么的，那是没有的事情。
把他留在京师，是因为他来自巴达维亚，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官商一体的组织有所了解，同时而是因为他去过日本，在日本传过教，对日本如今锁国的幕府统治有所了解，留着他在京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呢。
也因此，这一个被龙华民、汤若望视为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接过了龙华民从利玛窦手中接过来的北京天主堂。
原来久居京师的其他传教士，这一下子都去西北了，龙华民也只能将京师的天主堂托付给这么个刚到中国，对大明的朝廷、民间以及文化情况都不了解的人了。
其实，不管是死板不知变通的龙华民也好，还是圆滑世故善于投机的汤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本历史上泯然众人的其他十个传教士也好，将来都会明白，崇祯皇帝的做法饱含着对他们的“恶意”。
在对他们的宽容和恩赏的名义之下，包藏着一颗“祸心”，祸害他们的心，但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天主，对不起你的教会，甚至可以说，你就对不起你所说的信仰和良心。
不过，即便是这样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还是跳出来一顿反对，反对这些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要求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师附近，不准在大明境内穿州过府四处游荡传教。
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的各种上书，崇祯皇帝也不想多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把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给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蛮的甘肃宁夏去，但是他们传教士这段时间辛苦撰写或者翻译过来的著作，却依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不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们进行抓紧抄写复制，分送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供南北两京的国子监生们学习研究，而且也同时命令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尽快将《坤舆格致》改名为《矿冶全书》，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内公开出版发行。
崇祯皇帝随后的这个做法，让徐光启以及以徐光启马首是瞻的西学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禄寺卿李之藻、讲武堂炮科教习李天经、农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参与了《坤舆格致》（矿冶全书）翻译的光禄寺官员录事杨之华、黄宏宪，以及正在帮着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明末西学派的科学家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玛窦死了以后，也还是与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走得非常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
包括这时身在遵化白冶城，一边监督着白冶城附近各个官办工矿厂运转，一边已经开始构思撰写《天工开物》这部旷世名作的宋应星，听说了从京师陆续传来关于朝廷“驱逐”传教士的各种传言之后，心里也悬了起来。
原本历史上，宋应星在崇祯四年的时候，第五次参加会试失败，时年已经四十五六岁的他，在回到江西奉新老家之后，对科举心灰意冷，断了考进士当官走仕途的想法，开始埋头写作构思已久《天工开物》，最终成为了“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不过这一世，宋应星仕途还算得意，不仅考中进士，而且考中进士之后从事的，还是与自己的兴趣爱好高度契合的事业。
本就对百工之学更感兴趣的宋应星，一头扎进白冶城的各个工厂矿场之中，向云集在白冶城的各行各业的工部工匠们请教技艺，一边详细记录，一边参与改进各种工艺流程。
因此考中进士不仅没有耽误《天工开物》的撰写，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将成书的时间提前好多年。
正当宋应星还在想着找个机会回到京师，去向那些博学的传教士们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听说这些传教士们让锦衣卫“押着”离开了京师，心中当然是十分不解，担心当今皇帝对于百工杂学的重视，会因此发生变化。
不过让他大感放心的是，几天之后，从来往京师与白冶城的工部官员口中又听说，崇祯皇帝在宫中又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工部尚书毕懋康，以及吏部尚书成基命，要让工部在通州城附近择地兴建一所专门讲授和研究百工杂学的官学。
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没过几天，朝廷的正式命令就到了白冶城，其中一个调令还被前来传旨的锦衣卫直接送到了宋应星的手中。
崇祯皇帝下旨，责令工部尚书毕懋康为总办，在通州城外择地兴建“皇明工学院”，并以主持翻译《矿冶全书》的李天经为从四品的祭酒，以工部员外郎宋应星为六品的司业，并以参与翻译了《矿冶全书》的光禄寺八品录事小官杨之华、黄宏宪两个人为七品的左右院丞。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还让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吏部尚书成基命一起行文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征召天下精通百工之学者，入京遴选授官。
同时，也以工部、吏部联合行文，面向全天下招收工学院学生，不管你是士农工商哪个阶层，也不管你是军户民户匠户乐户或者其他任何户籍，也不管你是白丁、童生、秀才或者微末小吏，只要愿意来报考，考上之后路费食宿全免，学满三年，毕业即可授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