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说，确切地说是诸子百家的学说。
诸子百家指的是后世对先秦学术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其中诸子指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人物；百家则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术流派。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重农抑商历来都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因此，商业一直都不为人们所推崇，尤其是不为统治阶级所推崇，也就形成不了什么学派，但这一阶层事实又存在，且规模不小，也不乏大家高人，其代表人物有白圭、计然、陶朱公（也就是范蠡）等。据此，我们暂且就称这一阶层的人物的学术流派为“商家”吧。
能在商业竞争中起指导作用的诸子学说主要有儒家、道家与兵家这三大家的思想理论。法家、墨家、农家、医家、纵横家等则在管理制度建设、公关能力与具体的技术领域当中发挥着其各自的优势。当然我们称之为的“商家”在商业竞争中更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儒家学说主张的是以仁义治天下，崇尚《周礼》，讲究中庸之道。其在商业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和为贵，所谓和气才能生财。在商业竞争中主要用来守成，注重商业实体的整体稳定。在商业实体发展历程中能起作用的主要是经营后期与持续发展阶段。
道家学说主张的是清静无为，兵来将当，水来土掩的防御策略。其在商业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道德为准绳，讲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在商业竞争中主要用来革新，注重商业实体的内部整治。在商业实体发展历程中能起作用的主要是经营中期与成型稳固阶段。
而兵家，毋庸置疑，其主张的自然是主动进取了。其在商业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主旨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商业竞争中的主要策略，保持商业实体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商业实体发展历程中能起作用的主要是竞争前期与创业立足阶段。
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和孟子，其学说的经典著作就是《论语》和《孟子》了。《论语》中阐述的观点在商业经营与竞争中可以应用得上的主要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巧言令sè，鲜于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敏于事而慎于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知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己所不yù，勿施于人。君子chéng rén之美，不chéng rén之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言必信，行必果。yù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刚、毅、木、讷近仁。工yù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乱大谋。视思明，听思聪，sè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惠而不费，劳而不怨，yù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等。《孟子》中阐述的观点在商业经营与竞争中可以应用得上的主要有：迨天之未yīn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未雨绸缪）。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乏助。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xìng，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等。
道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老子和庄子，其学说的经典著作就是《道德经》和《庄子》了。其中《道德经》中阐述的观点在商业经营与竞争中可以应用得上的主要有：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将yù歙之，必固张之；将yù弱之，必固强之；将yù废之，必固兴之；将yù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辩若讷。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yù得。治大国若烹小鲜。夫轻诺必乏信，多易必多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等等。
兵家的代表人物也不少，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孙子了，也就是孙武，他的旷世杰作《孙子兵法》是古今中外的战略家、军事家和军人都推崇的兵法。所谓商场如战场，既是战场，这《孙子兵法》的理论就能运用到商业竞争中。其主要的jīng髓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兵者，诡道也。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yù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等等。
对于“商家”而言，其学说虽不自成一体，但也不乏其jīng髓者。《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记载：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贮）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yù其行如流水。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周人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yù，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yù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这些言辞理论与评论可谓是“商家”的集大成者，堪当经典。但古往今来的商家之大家者更多的是，博采众长，参透于各家的jīng髓，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将各家的jīng髓活学活用地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乃至成就为一个个的大商巨贾。就象现今世人所说的“儒商”，就是这种情况。
诸子学说，虽说各成一派，但相同点比比皆是。比如说：对于“仁”的这个观点，各学派均有见述，儒家自不必说了，这是他们提出来的系统观点；道家中也是唯恐叙述不明，诸如“上善若水”的“仁义”思想贯穿于全篇；而兵家那也是开篇便提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表明了“仁”的地位；“商家”是博采众长者，是谓真正的杂家，比吕不韦还“理不违”，这种关乎全局的中心思想怎可轻易放弃。还有那个“未雨绸缪”，儒家说“工yù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说“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等等，这自然是“未雨绸缪”了，并且孟子老先生还对“未雨绸缪”作出了jīng确的解释，“迨天之未yīn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也说出了这个词语的出处，取自于《诗经》；道家则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这“未雨绸缪”该怎样开展，“将yù歙之，必固张之；将yù弱之，必固强之；将yù废之，必固兴之；将yù夺之，必固与之。”另外，道家还告诉人们是否做到“未雨绸缪”的后果，说“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yù得”；而兵家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与“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观点可谓是“未雨绸缪”的经典了；“商家”也有，比如“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能说这不是“未雨绸缪”吗？凡此种种，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诸子百家学说，并不就只是著作者这几许人才想到和感悟到的，科学地讲，应该是著作者“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出来的感悟。中华五千年，这只是文明史，人类的历史肯定不是就这五千年了，智慧肯定也不是就从这五千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可能在先于“炎黄”之前就有了各种智慧，各种理论，各种思想了。到了东周时期，纷争四起，战乱频频，食客遍布，各种统军治国的理念和思想层出不穷，加之文字与书写器具的盛行，学说才被总结归纳记载了下来，流传了下来。一个作品，一种学说，之所以被流传下来，就说明它有流传下来的价值，能为大众，尤其是上层群体所接受，所认同，否则早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
军事战争是政治纷争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但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同样，商业竞争也只是商业经营的一个过程，是商业经营的一个方面，不是商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所以，新时期里，我们提倡共同富裕，这才是商业经营的最终目的。真到了这一层，儒家的思想便要占据主导地位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时候，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仪”的思想便很重要了。试想一下，在一个公司里，你是总裁了，他只是公司里的一个小小员工，如果没有礼仪，他天天对着你横眉怒目的，你能受得了？你大权一挥，即刻便叫他卷铺盖走人；反过来，你一个总裁，不懂得仁义，整天地凶神恶煞，动不动就整人，谁能受得了，早跑光光了。所以，儒家便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告诫人们要守本分，站好位置，认准自己应该充当的角sè，不可越雷池半步，从而坏了规矩，乱了次序。因此，在商坛中，“儒商”的雅号最为人所推崇。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根本原因。
在农耕时代，商品只局限于农副产品和小作坊的手工艺产品，供不应求的场面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商人发的都是国难财，这就是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的主要根源。偶尔有个一两次的粮食大丰收，那也是下次灾难的一个开始。所以，商业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永远只是一种流通的途径，不是稳定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的主要杠杆。
工业革命后，洋人的竖船利炮将中国人的“泱泱大国”梦想击打得支离破碎，国人开始意识到“夜郎自大”的评价不光是“夜郎国君”的专利了。国门的洞开除了带来了殖民枷锁之外，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工业”开始在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里生根发芽了。有了工业做基础，商业的繁荣也就是大势所趋了。只有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商业的经营与竞争才算是真正开始了。
我们国家的商业发展也经历了起步、兴盛和成型三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处在“chūn秋战国时代”。各式各样的商业集团风起云涌般地占据着各行各业，形成了一个个的商业集团。这一个个的商业集团就是chūn秋战国时期的一个个诸侯国。其生存的怎么样就要看它们治理得怎么样，手段不外乎就是诸子百家的这些学说。但我们的理想是共同致富，所以，我们宁愿抛弃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也不愿看到“满腹经纶”的“兵家”、“道家”、“儒家”们在这里努力地拼杀。
再见了！兵家、道家、儒家。再见了！商家们。再见了！诸子百家。